变局五：“高成本时代”悄然到来
2008年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影响深刻，影响长远。那是中国经济，也是世界经济的转折点。在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带来始料不及的同时，也使中国经济转型的步伐加快。
在金融危机，以及后来的“欧债危机”、“美债危机”的影响下，中国面临复杂多变的外界形势。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保持了9.8%的平均增长率。这个速度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伴随着“百年不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进入了新的30年，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的速度在放缓，我们不得不接受高速增长变为中速增长的现实。
“低成本优势”一直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有力武器，但在不经意间中国经济已进入“高成本时代”。
第一，劳动力成本提高了。2008年至今，广东省一类城市(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从860元/月提升至1895元/月，上涨幅度达1.2倍。而东莞、佛山等二类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也从770元/月逐年上调到1510元/月。
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BCG)今年8月发布的《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报告指出，以美国为基准(100)，中国制造成本指数是96，换句话说，同样一件产品，美国制造成本是1美元，中国则需要0.96美元。
该报告认为，中国制造业面临很大压力，因为人力成本从2004年的4.35美元时薪涨到2014年的12.47美元，涨幅达187%。
“2008年到现在，工人工资最少翻了一倍。”乐建波告诉记者，在他的工厂里，一名技术工人的月薪为5000元左右，而普通工人月薪3000元起。
在东莞拥有一家LED设备公司的王鑫也表示，2008年至今，设备类技术工的月薪已经从3000元涨到了6000元，涨幅达到了一倍。
第二，企业的社会成本提高了。企业作为社会公民、“企业公民”，它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社会责任，要付更多的社会成本。
第三，原材料成本提高了。中国是资源比较贫瘠的国家，如果按人均算起来，好多指标都在世界各国100位以后，不比日本好不了哪去。
“地大物博”的中国经过30年高增长，猛然一看，我们所赖以维系经济增长的廉价原材料、能源几乎消耗殆尽，资源该采的采光了，该用的全用光了。
举个例子，辽宁是产煤大省，煤都抚顺、煤铁之城本溪、煤电之城阜新，但现在辽宁是严重缺煤的省份，已经缺口70%多了。
第四，企业的环境成本提高。原来没有环保法的时候，企业随便排放，没有多少约束。而且过去招商引资门槛比较低，按照“欧标”、“美标”不能生产的项目，我们可以引进来生产。现在不行了，小作坊、小矿山、小煤窑，再随便排放不行了。
第五，土地成本提高了。土地成本不断提升，成为中国经济高成本时代的典型表现。一是土地是稀缺资源，越用越少，既然少，那就肯定“贵”，因为资源的稀缺程度决定其价格；二是国家对土地“管”得越来越严，不容易获取的资源，价格自然就会提高，成本自然就会提升。
变局六：服务经济超过工业经济
工业经济进入到后期了，接下来是什么经济？清华大学博士后付立春认为，根本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服务经济。
服务经济的定义有两个。一个是服务部门在工业化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增长；另一个也可以是产品提供中服务的相对重要性，被称为产品的服务化。经济学中老的产品与服务的二分法，已经升级为服务——产品统一体。
前一种定义当然可以用服务业，或者说第三产业，在整体经济产出中的比重来衡量。
虽然从总量来看，今年三季度我国第三产业占当季GDP比例为44%，仍然不到一半；不过，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和拉动在同期已经达到58.9%，6.9%的GDP增速中4.1%是由服务业拉动的。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2010年四季度的不足4成，上升到如今的接近6成。从宏观角度不难看出，服务经济已经日益成为发展的大方向。
后一种定义的服务经济也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地发展着。“互联网+”的国家战略正是产业服务化的最好例子。因为互联网、TMT本身就是服务业。
代表中国经济活力与发展方向的已经不再是钢铁、汽车等制造业，而是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服务企业，在传统制造业苦于融资困难之时，初创型的互联网服务业却在畅享资本盛宴。
实际上，不少领先的工业企业正在服务化转型，比如年销售额近3000亿元的华为，一般会被归为制造业，实际上华为自身定位是“作为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为电信运营商、企业和消费者等提供有竞争力的端到端ICT解决方案和服务”，它所提供的产品不仅仅局限于通信设备，而是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和相关服务，硬件设备只是服务的载体。
在国民经济统计中，华为一般归为制造业。从这个意义上，服务的重要性在宏观数据中显着低估。
服务经济对就业拉动作用更加显着，能消化制造业增速减缓所溢出的劳动力。据测算每投资100万元，重工业可以提供400个就业岗位，轻工业为700个，服务业是1000个。
而且互联网更能放大对就业促进作用，据中央新闻报道阿里和淘宝直接或间接为1200万人提供了就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报告指出，我国网络创业就业已累计制造岗位超过1000万个，并有力缓解了近几年的就业压力。
服务经济时代，经济增长引擎能由投资切换为消费。服务业的轻资产特性使得投资对服务业产能的拉动十分有限，而提供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通过消费端的刺激才能拉动经济增长。
变局七：区域融合渐成潮流
虽然行政区划限制、画地为牢、地方保护主义等区域分割现象仍然存在，有的地方还很突出，但区域融合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渐成潮流。新一届中央领导正在着力推动的“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就是明证。
此外还有黑龙江的哈大齐经济区、吉林的长吉图经济区、辽宁的沈阳经济圈和“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环渤海地区、河北的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山西的太原城市群、山东的半岛城市群和黄河三角洲、长三角、安徽的皖江经济带、浙江的环杭州湾经济区、福建和浙江的海西经济区、江西的昌九经济走廊、广东的珠三角、广西的北部湾经济区、湖南的长株潭城市群、湖北的武汉城市圈、河南的中原经济带、新疆的乌昌一体化等。这些区域之间的产业合作和产业转移越来越多，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环境治理的联防联控也越来越多，交通通讯的联接也越来越加强。
变局八：“人才红利”正逐步取代“人口红利”
经济增长与一个国家的劳动人口增长密切相关，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关键比较优势之一就是廉价劳动力，众多的研究者都认为人口红利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超常增长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劳动力的投入以弥补初期资本稀缺的短板，其背后的故事是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供给。
但30年过去，随着中国的人口不断的老龄化，中国正在失去这一最大的优势，劳动力人口的数量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上半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同比仅增长0.1%，几近停滞。农民工“正在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所有的研究者都在说中国经济享受了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正迅速消失。
面对挑战，尽管不少电子企业已经开始向机器人(行情80.55 -2.69%,买入)生产转型，但建筑、服务等行业的大量用工需求无法用机器人替代。
随着劳动力供不应求时代的来临，企业人力成本的上升趋势已不可逆转。随着老龄化加速，接近2.8亿的农民工总量增速已持续四年下滑，并呈现高龄化趋势。
另一方面，当前全社会的抚养比达到36.2%且有进一步上升趋势。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数据，未来35年里，中国的抚养比还将一路攀升，2050年中国抚养比将达到63%。
其中，老年抚养比将从当前13%提高至2050年的39%。人口红利的消失不仅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丧失，更预示中国社会未来养老的负担将加大，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是抑制需求的重要因素，人口结构的变动将对我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而这些老年人必须由不断减少的工作人口来支持。这对中国社会将产生三个方面影响：
首先，人口老年化问题加剧导致储蓄率下降，不利于资本深化。早在2000年开始，中国65以上人口比重已经达到7%，老年化社会的来临。
人口老年化意味着社会储蓄率下降。按照经济学原理，随着人口老年化问题的加剧，一国储蓄率下降。2014年国内储蓄率48.8%，2010年储蓄率为50.9%，未来储蓄率还将随着人口老年化而进一步下滑。
其次，加剧社会债务负担，拖累经济增长。未来养老负担的加剧将迫使更多的资金用于养老支出，从而加剧国家债务负担。
最后，老年化社会改变中国比较优势，加大宏观经济不稳定性。过去中国制造一大优势是成本低，主要是劳动投入低。这种状况正在改变。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过去粗放式的增长转向集约式的增长。在理顺农民工落户城市的道路后，政府在培训技术配套上也要大量投入，工作效率的提升也将是未来红利释放的重要突破点。
无数的例子证明，人到了城市就会变得聪明，善于学习，并不断增加对自身的人力资本投入，这会大幅提升有效劳动时间和劳动生产率。
根据教育部预计，到2020年时中国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目前的12.4年提高至13.5年，而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则从9.5年提高至11.2年。
假设教育回报率回落至相对保守的6%，那么，教育水平提升带来的劳动效率提高将导致中国的劳动投入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平均每年增长1%。
变局九：绿色低碳发展日益强化
改革开放前期，我们将主要精力放在促进经济增长上，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二十多年后，资源环境的约束不断加大，故自“十一五”开始我们将资源环境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规划。
特别是“十二五”时期雾霾问题日益突出，我们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颁布了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法，提出了大气污染、水污染行动计划等，并向国际社会承诺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
可以说，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中国的新潮流。初步估算，“十三五”时期主要污染物排放的叠加总量可能达到峰值。
2015年1—9月份，单位GDP的能耗同比下降了5.7%，2014年这个数字是4.8%。也就是说，随着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变化，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在不断下降。通俗地讲，“经济黑色的部分在退，绿色的部分在加强”。
所以说，过去五年是中国经济以速度换质量的过程。发电量和GDP增长背离，煤耗的下降和发电量的背离，都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在悄然发生转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称：“低碳绿色是符合世界经济发展潮流。我们到2020年，碳排放要达到均值。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显然是非常必要的重大选择。此次将绿色发展作为五中全会五大坚持之一，绿色低碳已经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表示，“目前是水环境保护和大气环境保护的战略相持期，经济和环境会遇到双重风险。环境保护也将在各种压力形成的夹缝中前行，艰巨性前所未有。因此，为了让环境保护不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必须建立科学、稳妥的发展战略。”
根据，今年8月12日，国务院发布《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指出，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环境质量和重点污染源监测全覆盖。环保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经建成超过1400个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点，338个地级城市可实时发布空气污染物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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